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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也只是名义上，实际上官员缙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操作，通过诡寄、飞洒等手段达成不缴税的效果，诡寄就是将自家名下的耕地挂靠到别人的名下，飞洒就是把自家耕地分散转嫁到别人头上，让别人替他缴纳正税。

    所以除了没有人脉关系老实巴交的农民，缙绅豪族、皇亲国戚还有宗室藩王就没有一个正经缴税的，开国初期因为权贵少、农民多，问题不大，但到了王朝末期，土地大量集中到不用纳税的权贵手中，税源就会大量流失，财政就会出问题。

    明朝税法的第二大类是丁税，也就是人头税，大明本来是没有丁税的，在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之后，将徭役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摊入田税之中，另一部分则按人头征税，而且妇女儿童有优惠，本意是想减轻老百姓的负担，但事与愿违，最终结果是田税增加了，徭役仍旧照缴，还额外多出了一个人头税。殤

    这中间有正丁、半丁及余丁，反正标准不一。

    标准不一就给了征税胥吏以及有关系的缙绅豪族很大的操作空间。

    明朝税法的第三大类是徭役，就是官府强派给老百姓的各种差役，比如到衙门、驿站、码头等地当差供使唤等等，张居正一条鞭法后以丁银形式按人头征收，但是在张居正死后没过多久徭役便又卷土重来，但是不再派差，只缴纳银子。

    老百姓没银子怎么办？只能拿粮食换，这中间又被有粮富户盘剥一道。

    所以到了明末，税法搞得越来越复杂，老百姓的负担也是越来越沉重。

    要想减轻百姓的负担，办法只有一个，废除所有杂税，只留正税，标准也要统一。

    对于崇祯的这个改法，多数官员其实是赞成的，只是担心改不好，最后岁入锐减一大截不说，百姓负担也不见轻。殤

    当然也有官员持反对意见。

    有侍郎言道：“丁税自商君创立至今已经征收了两千年，徭役则更古老，圣上为何说废便废？赋税乃是国之根本，岂可如此儿戏哉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丁税及徭役折色本就是最为荒唐可笑之税。”崇祯大声道。

    “国朝之初，人少地多，人人有地耕，太祖钦定之税额也是极低，百姓自然是家家户户都负担得起丁税及各种徭役。”

    “及至后来，藩王宗室、皇亲国戚乃至于缙绅豪族大肆兼并土地，而人口又益增，此时百姓名下之可耕地已然极少，乃至于无地，朕倒想请问，无地百姓拿什么来缴纳丁税及各种瑶役？拿他们的儿女抵税吗？”

    多地多缴税，少地少缴税，无地不缴税，这才公平。

    抛开土地谈缴税，那是耍流氓，耍流氓的王朝活该灭亡。殤

    当即又有侍郎言道：“无地可以佃种，打下粮食即可以完税。”

    “好一个可以佃种！”崇祯怒形于色道，“佃种倒是不用缴纳田税，但是佃租却高达五成甚至于六成七成，仅剩的粮食糊口尚且不足，又哪有多余的缴纳丁税？更何况还有各种徭役的折色，所以老百姓才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被逼无奈才会揭竿而起。”

    又有侍郎言：“有丁税及各种徭役折色时，国用尚不足，圣上若废除丁税及徭役，国用岂非是更加不足，如此则万事皆休。”

    “此言大谬。”崇祯冷哼一声道，“国用不足不是因为税种定少了，而是因为只有少地或失地百姓在缴税，而那些坐拥良田万顷乃至于几十万顷的缙绅豪族却不用缴一分钱税，所以国用才日见短缺，诸事才会日见不济。”

    朱慈烺不失时机的说道：“父皇的意思是，今后凡大明耕地，无论拥有者是何身份，无论藩王宗室，无论皇亲国戚，无论缙绅豪族皆需一体纳粮，是吗？”

    “除了镇兵名下恩赏田，其余皆需一体纳粮。”崇祯道，“但只需缴纳田税，丁税以及徭役折色一概废除，至于征税定额，就按照太祖钦定之标准，官田无论熟地生地，一律亩征五升三合五勺，民田无论上等下等，一律亩征三升三合五勺。”

    顿了顿，崇祯又接着说：“完税时可以直接纳粮，亦可以用银票完税，用粮食完税时一律按照官斗，不得用大小斗，用银票完税一律按官价，严禁私自加征火耗，地方州县更不允许擅自摊派，违者严惩不贷。”殤

    这就很大程度堵死了胥吏的操作空间，减轻百姓负担。

    大明朝大概有七亿亩地，即便是按民田征，每年也能征收2345万石，按官田，更是可以征收3745万石，按现在江南的粮价，那就是5617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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