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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唐烎的到来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，那就是把原本在旧官僚体制中的失意者，稍稍地带到了“劳人党”这边。

    而各地“反劳”的行为，也因为唐烎的“投劳”，变得进一步扩大化。

    这种扩大化是不由自主的，因为遭受的冲击太大，一个强大豪门的家主，居然成为了“劳人党”的助力，那么超级世族为了保证更深的安全感，就抱团“以邻为壑”。

    随之而来的，便是各地党团组织出现了不可避免的互相倾轧。

    多以对方“暗通劳人党”为由，开始了政经资源的掠夺。

    这个结果，是“瀚海公”张格无法接受的，也是钱镠、冯复等人无法接受的，在各自的计算中，老大贵族的寡头们，本该是阶级同盟，事实上也是如此，从一开始，直接遭受重创的，都是江淮、中原、长江中游地区、岭南三角洲地区的底层百姓。

    江淮省减员数百万，湖南、江西非正常人口减少也在百万以上，整个帝国中央核心区直接损失掉的人口，几乎每个月都是十万打底，按照钱镠的看法，当底层死得差不多了，新的稳定、秩序，也必将到来。。

    底层的反抗，统治阶级的同盟都是有预案的，镇压要面对的反抗烈度，都有相应的准备。

    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。

    “劳人党”的诞生，根本不合常理，哪怕新任“瀚海公”敏锐地察觉到了风险，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镇压，甚至在河北省内部进行了大肆搜捕和大屠杀，一度导致“劳人党”的成员要凑一个代表团出来，都相当的艰难。

    这种艰难期从极度困难到一般困难之后，“劳人党”的扩散和生存能力，就大大增加。

    不同阶层、人群、岗位中的渗透,    不是因为“劳人党”做得多么好,    而是河北省的极端高压,    已经伤害到了地方社会的正常运转。

    一切矛盾的激化升级，最终都是变成指责对方是“劳人党”或者同情者，这就让河北省内部的统治阶级,    为了合理合法地掠夺中间层的财富，选择了寡廉鲜耻。

    那么,    倒逼中立派,    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厌恶“劳人党”的小有资产者,    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。

    而唐烎，则是把这种结果“正当化”“合理化”,    成为了许多选择“劳人党”的相对弱小阶层的强心剂。

    对此，“地上魔都”做出的选择就更加的快速，唐烎在长沙接受媒体公开采访的时候,    遭到了暗杀。

    好在“劳人党”普遍有经验,    甚至可以这么说,    长沙本地的新市民,    早就有过两三年的暗杀经验。

    很多南昌工人，在湘东参加工作的时候,    除了工作，平日里的生活，都是要提防着不知道从哪个山头钻出来的反动杀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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